1935年，他被开除党籍，戴着手铐走完长征，开国大典前，毛主席问他：“你为何不来看我？”
1906年11月，广西博白县松旺镇茂山村，一个男孩呱呱坠地。族谱记载，他家是南宋大儒朱熹的后裔。这份书香底蕴，早早在他身上扎了根——他叫朱光，自幼师从大学者王力，琴棋书画无一不精，字写得风骨凛然，画也画得灵动传神。
1925年，19岁的他已是县里初中的文艺骨干。十月革命纪念活动上，会场正中那幅神态坚毅的列宁像，便出自他的手笔。一笔一划间，少年的革命火种已悄然点燃。1926年，他考入广西省立第二高级中学，校长朱锡昂是地下党员，见他思想进步、才华出众，便推举他担任学生会主席。在朱锡昂的引导下，朱光同年加入共青团，正式踏上革命之路。
1927年，他远赴广州求学，考入广州国民大学，同时担任共青团广州市委委员。那年冬天，白色恐怖笼罩羊城，广州起义爆发。起义军为区分敌我、凝聚士气，统一佩戴红领带作为标识。这份关键的标识设计与组织缝制任务，落在了朱光肩上。一个文弱书生，从此告别笔墨纸砚的安稳，被推上了血火交织的革命前线。
起义失败后，朱光辗转香港、上海，以地下交通员的身份为生。码头的风浪、弄堂的阴影里，他传递密信、联络同志，在生死边缘游走。1931年，中央苏区急需自主印刷货币，摆脱对外部物资的依赖。上海党组织将雕版设计的重任交给了朱光，凭借一手好技艺，他为苏区货币的诞生立下功劳。同年，他进入鄂豫皖苏区，出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宣传科长，从此，画笔与枪杆子并肩，他既是宣传战士，也是革命先锋。
1932年秋，第四次反“围剿”失利，红四方面军被迫西撤。一路转战中，张国焘独断专行，既不向部队说明转移缘由，也对行动意图缄口不言，队伍里人心惶惶，前途未卜。朱光与曾中生、旷继勋等同志私下议论，认为盲目西进绝非长久之计，必须寻找新的根据地。
12月9日，部队抵达秦岭南麓的小河口镇，暂得喘息。次日，师以上干部会议秘密召开。会上，朱光率先起身，直面张国焘，将“盲目西进”的逃跑主义、家长制作风一条条理据力争地摆在桌面上。会场瞬间安静，几秒后，曾中生、旷继勋等同志相继发言，一致反对错误路线。
这场被载入军史的“小河口会议”，最终决定成立前敌委员会，健全军事领导机构，实行重大问题集体讨论，为张国焘的权力套上了“缰绳”。会议明确停止无止境退却，计划南渡汉水，在陕南建立新根据地，为红四方面军“落脚川陕”奠定了关键基础。
但张国焘睚眦必报。1933年春夏，川陕根据地刚站稳脚跟，他便掀起肃反浪潮，曾中生、旷继勋等同志被扣“改组派”“托陈派”帽子，惨遭迫害；张琴秋被贬去总医院。朱光也未能幸免，被诬陷为“罗章龙分子”，关进川陕省保卫局的地窖，受尽折磨。
一个多月的审讯里，棍子、皮鞭轮番上身，他遍体鳞伤。最终处分下达：撤销一切职务，开除党籍，继续关押。他能侥幸活下来，全靠一门手艺——苏区的报纸、标语、文件离不开他的笔墨，造币厂的雕版也需要他的技艺。1933年6月，他被从地窖拖出，接到了办报的任务。
此后，他一人扛起多份报刊的编印工作：《红军》报、《少年先锋》、《共产党》、《川北穷人》、《苏维埃》，还有总医院的《血花》，全由他刻蜡板、画插图、油印。通江县城郊的西寺造币厂里，他与廖承志并肩合作，设计川陕苏维埃纸币。票面上的美术字、防伪暗记，隔一阵便更换版式与颜色，这些纸票当年能在集市换盐换布，如今已是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。
1935年4月，红四方面军为接应中央红军，强渡嘉陵江，正式开启长征。此时的朱光，依旧是戴罪之身。白天，他戴着手铐行军，铁链拖过石板，发出“哗啦哗啦”的声响，背上还压着一摞纸稿和油印工具；晚上，手铐换成脚镣，在昏暗油灯下继续刻钢板、写战报。
到了宿营地，别人倒头酣睡，他提着水桶上街刷标语，让革命思想传遍沿途；翻越雪山时，寒风像刀子般扎进衣袖，他咬紧牙关前行；跋涉草地时，泥水没过小腿，他一步不落紧跟队伍。他瘦得只剩一把骨头，却从未掉队，以笔为枪，在长征路上坚守宣传阵地。
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川西草地会师后，红色中华通讯社成立。朱光与廖承志这两个“犯人”，仍戴着手铐，就被押入通讯社参与新闻工作。红一方面军官兵见此情景，满是疑惑：这样的“犯人”，为何能承担如此重要的任务？
1936年11月，三大主力红军会师陕北，长征胜利结束。西北局召开会议，正式撤销对朱光的错误处分，恢复党籍。会上，张国焘当众认错道歉。那副戴了1年多的镣铐，终于被解下，朱光的革命身份，得以回归。
到了延安，朱光被调进中共中央宣传部。毛主席深知他的文化底蕴，将筹建鲁迅艺术学院和中央马列学院的重任交给他。从选址建校、聘请名师，到编写教材、设定课程，他事事亲力亲为，把两所院校办得有声有色。美国女作家威尔斯在《续西行漫记》中评价：“红军中有两个才子，一个是廖承志，另一个就是朱光。”毛主席也亲切称他为“江南才子”。
抗战时期，他带领文艺工作者排演《炭矿夫》《血祭上海》等剧目，轰动边区，极大鼓舞了军民士气。毛主席看后称赞：“这个班子不要散了”，并敲定创办鲁艺，为革命文艺事业培养了大批人才。
抗战胜利后，朱光转战华北，出任冀鲁豫军区政治部主任。随后又赴东北，先后担任齐齐哈尔市委书记、嫩江军区政委、长春市委书记，从战场走向城市，他学会管工厂、管街道、管老百姓的柴米油盐，积累了丰富的城市治理经验[18]。
1949年9月，新中国即将成立，朱光正在长春市委书记任上，突然接到调令：南下广东，协助叶剑英接管广州。路过北京时，他专程前往中南海。
毛主席见到他，笑着问了一句：“你为何不来看我？”
朱光张了张嘴，一时语塞。14年啊，从1935年被开除党籍，到1936年恢复党籍，再到1949年，这14年里，他戴着手铐走过长征，在油印机旁熬过无数个深夜，历经磨难却始终坚守信仰。不是不想来，是那些年连党籍都不被承认，连一个普通党员的身份都不被认可，他无颜前来。
毛主席没再追问，只是拍了拍他的肩膀。第二天，朱光背上一条旧军毯，怀里揣着毛主席亲笔草书的《七律·长征》和赠言：“到南方去同原在南方工作的同志团结在一起，将南方工作做好，这是我的希望。”还有朱德重抄的《赠友人》，带着200多名粤桂籍干部南下，过黄河、跨长江，赶赴广州。
主政广州的11年里，朱光没辜负期望。他深入工厂、农村、大街小巷，改造广州造纸厂、重型机器厂，扩建西村水泥厂、广州造船厂，重建南方大厦百货商店，组建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，新建广州医学院、广州行政干部学院。
他率先提出“绿化广州，美化羊城”，开挖麓湖、流花湖、荔湾湖、东山湖、越秀湖，新建广州起义烈士陵园、三元里抗英烈士纪念碑、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公园，把木屋区改造成广州文化公园，建成越秀山体育场。
广州城标五羊石像，也是他牵头推动的。1959年，他亲自审定设计方案，要求突出“跪乳之恩”的主题，多次到现场指导修改，最终成就了这一经典城市雕塑。
他写下《广州好》50首词，热情赞美广州的巨变；他重视城市卫生，组织爱国卫生运动，让金花街成为全国卫生模范街。广州市民亲切称他“朱光市长”，这份爱戴，延续至今。
后来，他调任广东省委常委、副省长，又任安徽省委常委、副省长，还当选第一、第二届全国人大代表，始终扎根基层，为民生奔波。
1969年3月，朱光在合肥病逝，享年63岁。
参考资料：
1. 《毛泽东题词及〈广州好〉》，党史学习教育官方网站（人民网），2016年1月版
2. 《小河口会议让红四方面军浴火重生》，党史学习教育官方网站（人民网），2018年8月版
3. 《朱光：主政广州十一载，绿化美化铸丰碑》，广州市人民政府官网，2024年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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