去年夏天，深圳双职工家庭的张女士（化名）面临一道现实选择题。
孩子刚满两岁，原本帮忙照顾孩子的奶奶因为家中有事回了老家。如果不送托班，她只有两个选择：请保姆，或者辞职。
“请保姆我们没有考虑过，要么我辞职，要么送他去上托班。但我又不想全职带孩子，就决定送托班。”张女士告诉界面新闻。
她最终为孩子选择了一家民办托育机构，每月托管费3800元、生活费800元，共计4600元。几个月后，她又将孩子转入附近一所开设“小小班”的民办幼儿园，一学期收费约8000元，折算下来每月不到3000元。
“如果重新选，我可能不会再选择专门的托育机构，而是直接送幼儿园里的托班，性价比更高。”她说。
像张女士这样的家庭，正在成为托育服务重要的消费群体。近日，国务院印发《扩大消费“十五五”规划》，提出“支持托育消费”，将托育与养老、健康、文旅等一并纳入服务消费提质扩容的重要内容。
这也是托育首次在国家级扩大消费规划中被单独提出，作为服务消费提质扩容的重要内容进行部署。
这一变化，被业内视为托育政策方向的一次延伸：过去，政策更多关注如何增加托位供给、完善服务体系；如今，托育开始被放在扩大服务消费、释放家庭需求的框架下重新审视。
托育为何被写进“消费”规划？
过去几年，托育更多出现在人口发展、生育支持政策中。
从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》，到《关于加快推进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》，政策重点始终围绕“增加托位”“发展普惠托育”“降低养育成本”展开，着力解决的是“有没有托位”的问题。
此次《扩大消费“十五五”规划》提出“支持托育消费”，则进一步关注“有没有家庭愿意送托”“有没有能力消费托育服务”。
这一政策变化背后，是家庭照护模式正在发生变化。
长期以来，我国0—3岁婴幼儿照护主要依靠家庭内部完成，祖辈帮带是许多家庭的主要选择。但随着人口流动加快、家庭规模缩小，以及年轻父母就业压力增加，传统家庭照护模式正在面临挑战。
尤其是在一二线城市，双职工家庭比例较高，年轻父母既希望保持职业发展，又需要解决低龄儿童照护问题，托育逐渐从过去少数家庭的选择，变成越来越多家庭面临的现实需求。
从这个角度看，托育并非简单增加了一项新的消费场景，而是家庭结构变化下产生的一种社会化服务需求。
不过，当托育被纳入“消费”体系，也引发了业内关于其定位的讨论。
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认为，托育首先是一项具有公共属性的民生服务，而不能简单理解为消费。
“国家近年来一直强调实施积极生育支持政策，减轻家庭养育负担。如果一方面强调降低家庭育儿成本，另一方面又强调扩大托育消费，两者之间需要形成更好的政策衔接。”储朝晖告诉界面新闻。
在他看来，托育的核心目标应当是减轻家庭养育压力，而不是单纯扩大消费规模。如果过于强调消费属性，可能会弱化托育的公共服务定位。
但另一种观点认为，支持托育消费，并不意味着政府减少责任，而是希望通过扩大普惠供给，让更多家庭真正能够消费托育服务。
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对界面新闻表示，建立生育友好型社会，关键仍是推进普惠托育。
他认为，当前我国既存在托位不足的问题，也存在“入托难、入托贵”“不敢托、不放心”等现实矛盾。未来，应进一步强化政府投入，增加普惠托育供给，并探索托育补贴、托育券等制度，让财政资金更多惠及家庭，在降低养育成本的同时，提高托育服务质量。
事实上，无论将托育更多理解为消费还是公共服务，两位专家都指向了同一个现实：托育行业真正需要解决的，并不是家庭有没有需求，而是如何让需求与供给形成匹配。
当“支持托育消费”首次被写入国家级扩大消费规划，政策试图破解的，正是这一痛点。
托育消费，为何还没有真正起来？
要让托育真正成为一种可持续消费，首先需要解决行业自身的问题。
当前托育市场面临一个看似矛盾的局面：一方面，越来越多家庭存在托育需求；另一方面，不少托育机构却难以盈利，行业仍处于探索阶段。
根据《国务院关于推进托育服务工作情况的报告》，截至2023年底，全国89.5%的托育机构属于民办机构，约七成机构处于亏损状态，房租和人工成本占运营成本约75%；与此同时，全国托位实际使用率仅46.7%。
这意味着，托育行业的问题并非简单的“没有供给”，而是供给结构、价格水平和家庭需求之间尚未形成良性循环。
目前，我国托育服务供给已经形成多元格局，包括社会力量举办的专业托育机构、民办幼儿园开设的托班、公办幼儿园延伸托育服务，以及近年来发展的社区嵌入式托育、用人单位办托、家庭托育点等模式。其中，民办机构仍是市场供给的主体。
过去十年，专业托育机构曾一度成为资本追逐的赛道。尤其是“全面二孩”、“三孩”政策相继出台，市场对于托育需求增长的预期升温，一批连锁托育品牌加速扩张：包括纽诺教育（Newo）、小熊摇篮、优儿学堂等机构在内的专业托育品牌，曾提出规模化发展计划；资本市场也一度关注这一领域，希望复制早教、职业教育等赛道的发展路径。
然而，托育行业的商业化难度，很快显现出来。
与K12培训、早教等行业不同，托育属于典型的重运营行业。由于服务对象年龄较小，机构需要投入更多人员保障儿童安全和日常照护，师生比例要求较高，人工成本长期占据较大比例。同时，托育服务高度依赖线下场景，场地租金、装修投入、消防安全改造等成本较高。
另一方面，托育又是一项强区域属性服务。
由于家长普遍希望“就近送托”，单个机构能够覆盖的服务半径有限，很难像培训机构一样通过线上课程或跨区域复制快速扩大规模。这意味着，托育机构既面临高固定成本，又难以通过快速扩张摊薄成本。
随着出生人口下降、市场预期变化以及运营压力增加，部分曾快速扩张的托育品牌开始调整发展策略。一些机构缩减门店、放缓扩张速度，行业从追求规模增长逐渐转向关注单店盈利和精细化运营。
在专业托育机构承压的同时，另一类供给正在成为行业探索的新方向——托幼一体化。
所谓托幼一体化，是指幼儿园利用已有场地、师资和管理体系，招收2—3岁幼儿，为低龄儿童提供保育服务。
这一模式的兴起，与学前教育资源变化密切相关。
近年来，随着出生人口减少，幼儿园招生压力增加。教育部数据显示，2024年全国共有幼儿园25.33万所，在园幼儿3583.99万人；相比2022年，在园幼儿数量减少超过1000万人。
与此同时，0—3岁托育需求仍然存在。熊丙奇认为，如果能够统筹利用幼儿园现有资源，让部分幼儿园向低龄托育延伸，不仅能够缓解托位不足问题，也有助于降低服务成本，提高教育资源利用效率。
事实上，《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（2024—2035年）》和相关教育规划均提出，支持有条件的幼儿园发展托幼一体化服务。未来，幼儿园可能成为普惠托育的重要供给主体。
不过，供给增加并不意味着家庭会自动选择托育。
对于很多家庭而言，送托首先是一笔经济账。根据《国务院关于推进托育服务工作情况的报告》，2023年，全国民办托育机构占全部托育机构的89.5%，平均托育服务收费价格（不包括餐费）为1978元/人/月，而一线城市平均收费超过5500元/人/月。
这意味着，在北京、上海、深圳、广州等城市，一个孩子的托育支出每年可能达到数万元。对于部分家庭来说，与请保姆、老人帮带或者一方暂时退出职场相比，托育仍是一项需要认真权衡的长期支出。
此外，0—3岁儿童年龄较小，家长对于安全、卫生、师资水平等因素更加敏感。“不敢托、不放心”仍是影响家庭选择的重要原因。
与此同时，托育面对的竞争对象，也并非其他托育机构，而是传统家庭照护方式。
在我国，祖辈照护仍然是许多家庭的重要选择。对于部分家庭来说，即使存在托育需求，也可能优先选择老人帮带，或者由父母一方减少工作时间承担照护责任。
因此，要真正释放托育消费，仅靠市场供给并不足够。近年来，多地开始探索通过政策支持降低家庭送托成本。
深圳等地通过对普惠托育机构提供建设补助、运营补助，引导机构降低服务价格；上海、江苏等地持续推进托幼一体化，鼓励更多幼儿园提供托育服务；部分地区也开始探索托育补贴、托育券等制度，通过财政方式分担家庭成本。
熊丙奇对界面新闻表示，未来可以进一步探索托育券制度，即由政府按照托育生均经费向适龄家庭提供补贴，由家庭自主选择托育机构，再由机构凭券获得财政支持，让财政投入真正跟随儿童需求流动。
可以看到，《扩大消费“十五五”规划》提出支持托育消费，并不是简单鼓励家庭增加一项新的消费支出，而是希望通过完善普惠供给、降低服务成本、提升服务质量，把潜在需求转化为真正可持续的消费。
对于托育行业而言，未来的关键并不是单纯扩大市场规模，而是在政府、市场和家庭之间建立更加稳定的成本分担机制，让更多家庭能够“托得起、托得好、放心托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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